3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以零弃权、零反对，89票悉数赞成的投票结果，全票通过了《维护条例草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法23条。

　　而就在23条立法通过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正好是创作出了包括《我的中国心》和《沧海一声笑》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的香港著名文艺工作者，病逝于2004年11月24日的黄霑的83岁诞辰。这一天，黄霑生前的挚友、香港金牌编导高志森在我们的社媒平台上发布了这样一条动态：

　　今天是你83岁生日，你在天国的那方快乐吗？难忘你的笑声……你希望香港23条立法的遗愿，即将实现了！

　　高志森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在22年前的12月2日，他曾经给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写过一封长达600来字的亲笔信。这封信里头有几段话是这么说的：

　　任何国家，都以保护国土，维护国民整体安全为第一要务，因此，一切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明文列为罪行。

　　此时此地，很多声音，其中不少是有意为香港制造麻烦，把我们推进陷阱的，他们利用这阵子香港经济低迷，人心不安的机会，努力制造不少表面堂正，骨子里居心莫测的言论，左右我们的思考。

　　最近，更有外国人七咀八舌，议论纷纷，俨然港人福祉，全赖他们代议执言，此类行为，十分荒谬，身为港人，反感之至，请秘书长无须理会，不必分心。

　　黄霑的这封亲笔信最近在社媒上传得挺火，我在国内外很多平台和很多账号上都看到了，其中不乏文汇和大公这群咱们的老同志和老熟人。大家普遍都对23条的全票通过表现得十分兴奋，而且也都为黄霑遗愿的实现感到由衷欣慰，我也不例外。

　　不过，在为基本法23条的通过和黄霑遗愿的实现而感到振奋的诸多网友之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杂音。这些杂音既有来自国外社媒的，也有来自我们国内社媒的；既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人、甚至就连是不是人都得打上一个问号的网络用户。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虽然杂，但是其指向性倒是意外地统一，那就是普遍看不惯我们场上的主流将23条的通过和黄霑遗愿的实现这二者相结合，要么是质疑那封亲笔信到底是不是出自黄霑之手，要么就干脆把黄霑的前世今生都给数落一番，嘲弄我们“为了搞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居然将长期以来都和我们唱反调的黄霑也给抬了出来”。

　　其言外之意，无非就是揶揄我们的宣传太过功利刻意，只挑好的说，不能让所有人，尤其是他们这一撮人口服心服。

　　行吧，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今天就着这个话题展开聊聊好了。我不指望这帮人在听完我说的话之后就口服心服，但即便如此，要是能通过这档节目给各位同志和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香港的年轻的同志和朋友，带来一些感悟和启发，那我觉得也够值得了。

　　要聊黄霑，就得从他的身世背景说起。黄霑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其父黄国新是当地的大地主。黄霑于1941年生于广州市宝华路十六甫东街四巷的一座大宅里，他的生母李惠卿黄家的小妾，所以他其实是以一个妾出庶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虽然生在地主家庭，但是黄霑的童年时期过得并不安乐。20世纪40年代整个中国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州自然也不例外。为了避免被解放战争的战火波及，黄霑一家于1949年“逃”到了香港，而他当时仅仅只有8岁。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逃”字，是因为黄家的立场是偏蒋介石的派一边的。毕竟阶级背景什么的都摆在这儿，亲不亲，阶级分，所以黄家在当时会做出这种选择，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童年时期因为战乱频繁所导致的颠沛流离，对日后的黄霑，尤其是他的艺术创作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黄霑在立场和意识形态上都曾出现过多次左右摇摆，唯独在呼唤和平这道核心命题上，他的执着始终如一。

　　除了对和平的殷切期望，因为小时候就经历过抗日战争，见识过鬼子的凶残，而且中青年时期又是在港英殖民政府的淫威之下度过，所以黄霑对于日帝和英帝也十分反感。

　　1980年，小平同志和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97香港回归一事进行两国元首级会谈，会后，神情恍惚的撒切尔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脚踩空，在会堂外的台阶上当众摔倒。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港人振奋。此时，一位香港唱片公司的老板决定出一张普通话唱片，遂找到黄霑。

　　凑巧的是，日本文部省批准多家出版社修订日本高中历史教材，有意淡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暴行，这使得香港民众极为愤慨。一时间，港人反日情绪高涨，身负国仇家恨的黄霑自不例外。感慨万千的他几乎是一挥而就，仅在很短时间内就相继写出了《中国梦》《勇敢的中国人》和《我的中国心》等名扬一时的爱国主题歌曲，时人争相传唱，后来还成了罗文和张明敏等知名歌手的经典曲目。

　　虽然这些曲目的歌词无论主旨还是情感，其内涵指向都是十分清晰的，表达作者那豪迈且浓烈的家国情怀。但即便如此，黄霑在后来所著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中也坦言了，尽管这些歌词里头所包含的家国情怀很丰富，但说到底还是空泛的、缥缈的、不接地气的。

　　他丝毫不避讳自己在创作这些爱国主义歌曲时的那种别扭的心态，以他自己所著的《中国梦》为例，他直言：虽然明知自己“中国人”身份，但对外地同胞，总有些未必言宣，却其实存在的歧视。这歧视不一定很深，但有歧视倒无可否认。这方面，香港人是眼光浅狭的“大香港主义”支持者。所以香港流行曲一提到中国，说到与祖国有关感情，多数流于空泛，写的是个感觉上存在，而不是实质的中国。像罗文唱的《中国梦》，虽然感情丰富，但实质很少。

　　黄霑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上个世纪8、90年代，以及其后的3、40年间很多香港人的心态。他们是爱中国的，这点不用怀疑，但是你若问他们爱的是哪个中国？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还是之后的？是海峡左岸的中国？还是右岸的？是哪个虽然过去那个无比辉煌，但却只存在于史书上的中国？还是现在这个问题多多，但却充满了活力的中国？关于这一系列问题，我想他们恐怕是很难回答得上来的。

　　因为难，所以很多香港人索性就选择了避而不答，又或者是从所有这些中国里各挑出一部分来，在他们的心中缝合出一个理想的中国来。这个中国是强盛、完整且大一统的，是古今自洽的，是在保留了中华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充分吸收了诸如西式和西式自由等“先进”的舶来品质的。此外，她身上的颜色应该是没有那么鲜红的。就算要有，那也是淡红或粉红的就好。

　　是的，黄霑曾经也是这类香港人中的一员。不用避讳，他的身世背景、家庭氛围、成长环境和利益关联都是明摆着的，有所有这些因在前，最后要是不结出这么颗果来，那反倒才叫咄咄怪事。意识形态是不能脱离物质环境单独存在的，更不要说脱离了物质环境独自演化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应当勇于承认这一点，否则我们便无法客观科学地分析这个世界上的人、事和物。

　　黄霑对于五星红旗上面占比最大的那一袭鲜红曾经是十分反感的，而且他也曾将自己的这种反感情绪十分鲜明地表达出来过，不止一次。黄霑的这种反感情绪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曾一度达到了顶峰，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知反对无效无用，始终反对不成，但还是要反对的。”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黄霑在90年代初时还曾加入过一些香港性质十分敏感的组织机构，并且为它们谱写了盟歌。从这一点上来说，以我们现在的主流观点来看，黄霑在当时无疑是走上了一条弯路的。如果他就沿着这条弯路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兴许我们后来就看不到那封至今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致特区政府保安局的一封信》了。

　　但幸运的是，黄霑并未在这条弯路上走得太久。1992年，在作客香港电台节目《时事百宝》时，黄霑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他虽然仍不喜欢我们的红色，但是他对自由的追求是真挚的，他之所以要和那些曾经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群人其实并不。他们只是口口声声说自己追求，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除了自己对自由的执着与追求之外，促使黄霑迅速脱离弯路的关键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积极争取。1994年，时年53岁的黄霑接受了我党的邀请，成为了我们的港事顾问。据后来香港资深媒体人李雪庐回忆，黄霑的这种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时任新华社文体部驻港分部部长崔颂明的工作。

　　崔颂明当时和黄霑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他的态度转变能够如此之迅速，这些如今都已不可考了。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便是自那以后，黄霑对于家国情怀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言，都和以前的呈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异在1997年之后，更是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要知道，这时的黄霑已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人了，一般人活到了这把岁数，无论你在此前的人生岁月里养成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通常到了这种时候都很难改变了。可黄霑不是这样的，随着香港的回归，黄霑变了，虽然他自己未必能意识得到，但这一时期的黄霑确实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遇事不决，就讲两段“湿古”来打哈哈的黄霑了。因为公开发表的“亲陆”言论越来越多，他在当时的一些香港人看来，俨然已经成了红霑了，再不然也是淡红霑，又或者是粉红霑。

　　到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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